一个骄横跋扈的老板，谁的意见都不听，说一不二、独断专行，谁不听话就骂谁。
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负面印象，是因为这个词总是出现在各种负面批评的语境里。
比如，纪委在通报批评落马的领导干部时，经常会用“工作作风霸道，搞‘一言堂‘”的说法。
人们在评价某些经营不善的企业时，也喜欢将根本问题归因在老板的一言堂作风上。
比如，最近很多人都说恒大集团的问题就在于许家印的“一言堂”，如果当时听任泽平的建议，就不会到今天的地步了。
但实际上，“一言堂”不仅是一个中性词，而且是一种很有效且必不可少的管理方式。
研究发现，在预估定量问题的结果上（比如，评估某个新产品会有多少人买？某个项目要多久能上线），集体讨论通常会比个人做出更准确的预测。
脱欧对英国明显弊大于利，但在民粹情绪渲染下，大多数人做出了让自己利益受损的选择。
法国人古斯塔夫·勒庞，在1895年出版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通过个人的敏锐观察，尝试描述了导致此现状的群体基本特征。
根据《乌合之众》的说法，一个有组织化的群体——或者叫一个心理群体——会拉低你的智商。
因为你身处一个心理群体的时候，无论你原先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如何，成为这个群体一员的事实，便会让你获得一种集体心理。
这会使得你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你独处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你会丢失个体的自觉性，自愿或非自愿地将你的思想和行为，与群体的思想和行为保持一致。
耶鲁经济学家欧文·詹尼斯在1972年，将勒庞观察到的现象，用“群体思想”做了更进一步的透彻分析。
群体思想是指，群组内的成员由于压力，而形成一种“自欺欺人，强迫性同意，以及与群组价值观和道德观一致”的思维模式。
现有无数的案例证明，上至总统、政届要员，下至学术研究、小组讨论都在广泛受着这种群体思想的影响。
你只要稍微回忆下，就能找出自己有多少次在会议或小组讨论中，是违心地认同群组结论的了。
集体对定量问题的预估，之所以比个人更准，是因为定量的预估本就不要求每个人看法一致，所以每个人做出不同的数量预估时是没有压力的。
每个人的预估结果具有统计多样性的特征，再经过统计取群体平均值，自然会比个人预估更接近实际结果。
但做定性的决策，个体就会受到群体思想的压力，导致违心做出跟大多数人趋同的结论。
所以，在重大决策上，特别是公司做战略方向选择时，老板做“一言堂”的选择，质量往往更高。
但这并不是说，老板要完全拒绝外部信息和别人的意见，只靠自己的直觉来拍脑袋。
要继续利用好集体在定量评估上的优势，鼓励别人对个人经验、事实和数据做分享。
但不听别人做出的预测或决策建议，而是由自己基于这些经验、事实和数据来做出最终的判断与决策。
这样，既利用了集体智慧，又避免了被群体思想拉低智商，从而发挥出一言堂的独特价值。
因为随公司规模的扩大，各种层级和部门也随之增加，这些不同的层级和部门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
每当需要做出一个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时，由于涉及的利益相关方众多，各方出于对利益的权衡与博弈，往往导致沟通协调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说服的难度变大且决策周期漫长。
我2013年在惠普企业集团工作时，有次听一名个人电脑及打印集团的同事，讲了为何惠普个人电脑越来越不行的故事。
他说他们通过跟经销商和消费的人的接触，发现了一个很有卖点的新功能，于是上报给领导。
然而，这个信息从领导传递给中国区，再由中国区传递给亚太区，再从亚太区传递到美国总部，总部再传递给研发团队进行讨论，这一系列流程走完之后，已经耗费了一年的时间。
等到他们看到竞争对手推出的产品并跟风进行模仿时，早已错过了市场机会，丢掉了大片的市场份额。
然而，“一言堂”的管理方式能很好地避免这种“大企业病”的出现：没有商量来商量去的余地，而且说了立刻就要去干。
在当今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对市场的快速反应和响应是企业生存的最重要能力之一，这也是中小企业相较于大规模的公司的比较优势。
许多中小企业正是凭借这种由老板“一言堂”带来的高效率，才在细致划分领域击败了大企业，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有些中小企业虽然规模不大，却患上了“大企业病”，商量来商量去，活生生地糟蹋了效率优势，将自己给商量死了。
8个人一队的拔河比赛中，每个队员使出的力气，只有他们各自参加个个人拔河比赛所使出的最大力气的一半。
林格曼的这个发现很了不起，因为他引出了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社会懈怠。
社会懈怠指的是，在群体任务中，如果个体无需单独为某事负责或者不会被单独评价，所有群体成员的责任感就会被分散，个体付出的努力程度就会降低。
一个团队一起划船，如果每个人都在划船，但船上的人都不确定自己应该用多大力气划船，那么每一个人都会想：“也许其他人会划得更卖力一些，所以我只要轻松应对就好。”
因此，如果一件事交由集体负责，而不是某个人负责的话，最大有可能演化出来的状态就是社会懈怠。
所有人都会抱着“别人会更努力”的心态，自己做事留三分，互相推诿，等着搭别人的便车。
因为一言堂的决策是个人做出的，甚至有时是顶着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意见做出的，个人的责任感非常重大，因此更有将事情做好的意愿和执行力。
苹果公司在研发iPhone手机时，考虑到当时黑莓手机的流行，小组成员都主张给研发中的iPhone手机配备键盘。
但乔布斯坚决否定了这个想法，他独断专行地要求去掉键盘，因为键盘会占用屏幕空间。
他说：“…用软件把键盘放在屏幕上，那你想想，我们能在这个基础上作多少创新。赌一把吧，我们会找到可行的方法。”
所以，假如没有乔布斯的一言堂，没有他的独断专行，那我们现在用的全屏幕手机就得晚不少年才会面世。
同样，假如没有马斯克的特立独行和独断专行，一开始面世的特斯拉汽车可能也不会如此惊艳，新能源车和无人驾驶的发展进程可能会比现在慢上好几年。
这是因为，人类有一种天然的“从众”心理——使自身与大家的观点变得更相似——而这恰恰是独特创新的大忌。
集体智慧下的“创新”往往缺少突破性，因为突破性的创新想法，通常只存在于极少数人的“灵光一现”中。
如果没有一言堂的决策者，像乔布斯或马斯克那样，孤注一掷地冒险推行这些想法，这些创新的“火苗”必然会在集体的从众投票下被掐灭。
因为无论是重大的战略决策、高效率的公司运营，还是强烈责任感驱动下的执行力，以及独特的创新，不能离开“一言堂”。
但同时也不能矫枉过正，凡事都搞“一言堂”，过度“一言堂”的话，也会带来两大弊端。
方向和目标定了后，又得充分授权并激励下属，利用好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来推动工作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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