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从2007年起在全世界内开始实施，而美国次贷危机也正是在这一年爆发，这一历史性巧合使我们更关注金融危机对新资本协议的影响以及未来银行业的走向。今天，中国光大银行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武剑博士做客《首席观点》。武剑认为，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助于国际银行业在监管理念上进一步达成共识，加速新资本协议的实施进程，同时也为新资本协议的改进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记者：本次金融危机一方面凸显新资本协议实施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它的许多内在缺陷，你认为这些缺陷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武剑：首先，金融监督管理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本次危机表明金融分业监管存在诸多死角，这种模式不适应日益增强的综合经营发展需要。新资本协议要针对现代化金融体系的发展特点，顺应监管的发展的新趋势，监管范围应进行大幅度扩展，涵盖投行、保险、基金、信托等金融领域，涉及表内外资产和很多类型的衍生工具，同时要更加重视国际协调监管的规则和方法。
其次，加强系统性风险的监督管理力度。一旦金融危机爆发，目前的新资本协议还是很难有效发挥制动作用，因为现有的计量方法大都没考虑市场信心崩溃、流动性突然枯竭的极端情况。为此，新资本协议应寻求在监管当局与中央银行之间共同建立一种新的协调机制，以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蔓延。
为防范系统性风险，新资本协议必须提高对内部评级模型和风险参数的审慎性要求。监管当局应检验银行估计风险参数的方法，督促银行更新风险参数以便及时反映违约率和损失率的上升。在评估借款人与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之间的相关性时，应最大限度地考虑系统性风险因子的影响。
第三，改进风险计量的模型与方法。总体看，这次危机中新资本协议所涉及的计量模型暴露出以下缺陷：（一）模型大多数都用在对历史损失的统计描述，缺乏对未来损失的前瞻性预测能力。（二）多以正态分布为假定，集中于正常市场状态下风险，未考虑“黑天鹅效应”，在极端条件下损失发生的概率可能随损失规模一同上升。（三）以市场具有正常流动性、资产可在短期内变现、报价差维持不变为假定，未考虑极端条件下金融实物资产缺乏流动性。（四）未考虑极端状态下金融实物资产相关性普遍大幅度提高从而增加风险的状态。
为改进风险计量模型，监管当局和银行必须在现有模型体系的基础上，增加情景分析、压力测试、敏感性分析、移动平均分析等方法，使历史数据更具有前瞻性。此外，还不应忽视定性分析的重要作用。
第四，重新审视衍生工具带来的衍生风险。金融衍生产品具有参与方多、交易环节复杂、流动性低、证券交易市场不发达、信息透明度低、更多依靠模型定价等特征，由此衍生出许多新的风险因素。金融创新使风险相关性增强，各种风险相互交叉，形成更大杀伤力。资产证券化和二级市场化将违约风险带进市场交易账户，使得交易账户从原本单纯的市场风险发展到集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于一体，并且提升了这些风险间的相关性。目前，许多银行对交易相关信用风险认识不足，继续采用传统VaR和分割式方法评估风险，这将大大低估资产组合的风险价值。
第五，逐步加强信息公开披露。本次危机表明，大型金融机构风险信息的透明度不够，误导市场参与者的判断，加剧了市场波动。为指导市场披露行为，巴塞尔委员会将于2009年发布第三支柱的详细指引，要求商业银行增加披露内容，包括：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特别是交易账户中的该类头寸以及证券化的衍生工具；商业银行表外实体向专营资产支持型商业票据的表外实体提供的流动性便利和信用增级等。
从全球角度看，新资本协议一定会顺应金融创新和金融现代化的发展的新趋势，充分吸取本次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不断做出适应性调整，来提升资本监管的有效性。
记者：近年来，为提高银行业风险管控能力，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2007年2月，中国银监会发布了《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2008年10月，中国银监会完成并下发了《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监管指引》等6个监管指引。那么，2009年及以后的安排是什么？重点在哪里？
武剑：目前各大型银行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和项目实施机构，编制了新资本协议实施规划，工行、建行和交行的公司业务内部评级体系已开始在授信政策、授信审批、贷款风险报告和监控等方面发挥作用。主要的安排包括：
银监会2009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第一批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银行进行定量化测试（QIS）。从美国银行业最近的定量测试看，主要银行的资本要求提高了大约20%，美洲银行、富国银行的充足率降低了40%以上，这是有必要注意一下的。如果我国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的幅度很大，银监会就必须及早考虑设立双重监管标准，以保证监管公平；同时，还要采取比较有效措施，鼓励那些有条件的银行为实施新资本协议增加成本投入。
从2010年起，境内第一批银行开始陆续向银监会提出新资本协议实施申请。银监会现有的技术力量不足，只能依靠境外专业咨询机构，这不仅会造成较大开支，而且存在信息安全问题。银监会可优先考虑更多地利用银行内部的验证机制。从内控要求出发，银行通常会把模型的开发、验证、应用与审计等四者相互分离开来。银监会可以对内部验证和内部审计结果加以充分的利用，同时要加强与银行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以及审计委员会的合作，发挥他们的监督审查作用。
第二支柱才是从本质上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重点和难点，它包含三大类风险以外的所有重要风险，例如集中度风险、周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等。一方面，银监会应要求参与实施的银行建立一套有效的评估程序，能包含资本规划和资本管理等各项关键因素，并能为缓解各种风险提供充足的资本；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制定一套硬性的规定，将监管评估过程变成机械提高资本要求的一项过程。第二支柱方面，要做的工作很多，银监会不仅需要对商业银行提出更高管理要求和资本充足率要求（可能达到10%以上），同时也要加强自身建设，来适应现代化金融监督管理的内在需要。
武剑：在战略定位方面：新资本协议要成功实施，银行必须给予其较高的战略定位。董事会要将实施新资本协议纳入银行整体发展的策略，要向管理层提出明确的目标、任务、计划和要求，并分解到各年度经营计划中加以推进和落实；整一个完整的过程中要给予持续关注和重点参与，并进行相对有效的监督与考核。
在组织体系方面：为保证新资本协议的顺利实施，需要成立项目领导小组，由CEO或执行董事牵头。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办公室（PMO），该办公室应赋予较高行政级别，办公室主任最好是副行长或首席风险官，而不是风险部总经理。因为该项目推进的难点在于各部门的协调，只有少数的权威性将会很困难。各有关部门都要参与项目建设，不能仅仅局限于风险管理部门。PMO最好是专设机构，为的是保证工作的相对独立性，尽可能的避免兼职。
在业务主导方面：国际经验表明，新资本协议实施要坚持以业务部门主导，而不要让IT部门主导。IT主导在国内外不少银行都出现过，多数以失败告终。因为这样做，尽管有利于硬件系统的规划和开发，但到后期往往会遭到业务部门的阻挠，技术上比较先进的系统最后可能被搁置不用或改得面目全非。业务部门在主导项目时要注意，新资本协议的相关法规还在加强完善过程中，尚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实施时要保留适当灵活性。
在预算与资源配备方面：从目前情况看，工、中、建等大型商业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资金投入为5亿~10亿元人民币，招行、浦发、中信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金投入为1亿~2亿元，平均成本与亚洲国家的中等水准持平。有些银行的董事会认为这些投入太大，降低了资本回报率。事实上，即便从最短视的角度看，这笔钱花得也是必要的。如果银行不实施新资本协议，大约60%的投入也是必须支出的，例如改进风险管理系统、整合业务流程以及必要设备更新等。所以，董事会要在节约支出、避免浪费的前提下，把该项目的预算打足，保证有效的资源配备。
在系统建设和IT治理方面：我国商业银行要以实施新资本协议为契机，努力提升IT系统的运算能力、运行效率、存储能力和稳健性。要以新资本协议要求为导向，逐步优化IT系统的整体规划，通过PMO的组织协调，带动银行数据仓库和数据集市建设，提高信息集中度，加快业务流程的梳理整合，统一业务技术标准，增强不同系统之间兼容性。
在人才工程方面：实施新资本协议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拥有一支高度专业化的人才队伍。这方面一直是我们的短板，需要尽快补上。现在，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国际金融机构正准备大量裁员，许多金融领域和IT领域的人才面临寻找定位，其中也包括很多华人。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这正是一个百年不遇的招揽人才的大好时机。要本着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精神，积极为他们提供发挥专长的舞台，做好人才储备，为实施新资本协议以及应对更大的金融风险打牢基础。
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金融体系不断开放，未来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咱们不可以阻止危机发生，但能做好应对准备。新资本协议的有效实施，正是为了全方面提升我国银行体系对抗外部冲击的能力，缓解金融危机的破坏力，从而提升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武剑 经济学博士。现就职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任中国光大银行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国家体改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银监会新资本协议工作组核心成员。长期在银行从事金融风险管理，在信贷管理、风险计量、经济资本以及新资本协议实施等方面具有较高的造诣。出版个人专著3部，先后在《经济研究》等国家一级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
